牛顿的运动第三定律说：“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两词都不带有任何道德上的或伦理上的褒义或贬义。对于科学考察的对象，研究者本来理当采取这样一种纯客观的态度。但是一涉及到人事研究，人们却总难以避免好恶之情。“革命”一词在一个世纪之前曾是一个可怕的名词，它意味着像是“孙?”（“文”字故意加上三点水以示贬义）那样的江洋大盗，谁被蒙上了那样一个恶名，是要灭族、子孙万代不得翻身的。后来时代变了，革命一词被戴上了一个荣誉的光环，就连最反对革命的人也口口声声以革命自居，从蒋介石到“四人帮”莫不如此。也正因此，革命的理论就受到青睐，而保守的理论则遭到冷遇。从本世纪初起卢梭的理论就在中国风靡一时，像严复和章士钊这样一些大名流还曾与它大打过一场笔仗，而像伯克的理论却无人问津，他的《法国革命论》这部保守派的代表作也几乎没有人提到。
伯克是英国十八世纪最享盛名的政治理论家，《法国革命论》则是他最享盛名的一部著作。此书写于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次岁，它和大革命前两年英国作家亚瑟·扬的《法国旅行记》同为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两部当时最重要的第一手历史文献。伯克的基本立场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要靠千百年来历代相承的智慧的结晶，人们只是在前人已取得的基础之上才能取得进步；而法国大革命却是要砸烂一切旧传统，这种野蛮的破坏只能造成文明的倒退，只会有利于少数人在浑水之中谋取个人的私利。衡量革命，不能只看革命者口头宣称的理想，更要检验其实践的结果如何。正如二十世纪历史学家卡·贝克尔《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职》中所说的：假如罗兰夫人事先就能预见到尔后法兰西第三共和的现实的话，也许她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信心和勇气走上断头台去从容就义了。理想和现实、理论和实践二者间总是有巨大的差距的。政治的智慧就在于怎样由现实出发运用传统的遗志去改进和完善当前的社会。这首先就在于怎样能够最好地、最有效地学习和运用历代传统所积累的智慧，而不是以暴力去推翻它、砸烂它。革命无权去破坏千百年来人类智慧的结晶；这样做是罪行，是反人道的、也是反文明进步的。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其天赋人权论曾经是席卷了新旧两个大陆的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理想，它也曾深深影响了我国。但我国的读者和研究者似乎对保守主义及其天赋人权论未能措意。就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假如我们能把卢梭、孔多赛等人的著作和伯克、迈斯特、夏多白里哀等人的著作作一番对照的话，也许会更有助于深化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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